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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务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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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专硕2022国际商务硕士:贸易保护理论-李斯特的保护贸易理论(3)

【考研专硕2022国际商务硕士:贸易保护理论-李斯特的保护贸易理论(2)

【考研专硕2022国际商务硕士:贸易保护理论-李斯特的保护贸易理论(1)

中公教育针对2021年秦皇岛青龙县公安局招聘警务辅助人员100名考试笔试课程

中公教育针对2021年承德高新区选调中小学教师24人考试 面试辅导课程

中公教育针对2021年保定高碑店市招聘聘任制小学、幼儿园教师210名考试笔试辅导课程

中公教育针对2021年唐山迁安市 富民劳务派遣招聘教育系统420人考试笔试课程

中公教育针对2021年石家庄鹿泉经济开发区两所幼儿园招聘劳务派遣人员54名考试面试辅导课程

中公教育针对河北2021年廊坊永清县网信办、信访局招聘劳务派遣工作人员13名辅导课程

中公教育针对2021年河北邢台市威县教育局县直学校选招在职教师80人辅导课程

中公教育针对2021年秦皇岛青龙县公安局招聘警务辅助人员100名辅导课程

中公教育针对2021年河北石家庄平山县中医院招聘专业技术人员33名辅导课程

2021年河北承德鹰手营子矿区事业单位招聘考试笔试成绩查询入口(已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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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国际商务硕士:国际贸易理论-要素禀赋理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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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惕夫想要通过美国的数据来检验赫克歇尔-俄林的理论:各个国家都应出口密集使用其充裕要素的产品,而进口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更确切地说,他想要同时验证两个命题:(1)赫克歇尔-俄林的理论是正确的;(2)正如大家所认为的那样,与它的贸易伙伴相比,美国是一个资本充裕的国家,美国应该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里昂惕夫计算了1947年美国出口行业与进口竞争行业的资本存量与工人人数比率。他的计算不仅算出这两类行业(每个行业都有数十个产业)所使用的资本和劳动量,而且计算出各种产品所使用的购自其它产业的产品中所包含的资本和劳动量。作为投入-产出分析的主要先驱之一(他为此而在197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里昂惕夫用资本和劳动投入、出口值和进口值的向量去乘美国经济的投入-产出矩阵,进而得出所需的出口及与进口竞争行业的资本量和劳动量比率的估计值。里昂惕夫的逻辑是:如果赫克歇尔-俄林的预测是正确的,而且美国是资本相对更充裕的,那么在弄清楚所有投入品行业的份额之后,作为总体的美国出口行业的资本劳动比率(Kx/Lx),应该高于美国进口竞争行业的资本劳动比率(Km/Lm)。

然而,里昂惕夫的计算结果向他和其他人提供了一个令人困惑的“谜”:在1947年,美国向世界其他国家出口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而换取的是相对资本密集的进口产品。关键比率(Kx/Lx)/(Km/Lm)只有0.77,而根据赫克歇尔-俄林的理论,它应该远大于1。这就是著名的“里昂惕夫之谜”或“里昂惕夫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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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初级审计师考试专业知识考点: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2.新古典理论:赫克歇尔—俄林理论(H-O理论)、萨缪尔森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学说、里昂惕夫之谜(与H-O理论相悖)。

国家取消对进出口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等的限制与障碍,取消对本国进出口商品和服务贸易等的各种特权与优待,允许商品自由进出口,服务贸易自由经营,在国内外市场上自由竞争。

国家采取补贴等鼓励出口的措施,同时限制进口和控制经营范围,保护本国市场免受外国商品和劳务的竞争,以促进国内生产的发展。

国家对内制定一系列的贸易政策、法规,加强对外贸易的管理,实现一国对外贸易的有秩序、健康的发展;对外通过谈判签订双边、区域及多边贸易条约或协定,协调与其他贸易伙伴在经济贸易方面的权利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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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赴美建厂:中国制造业如何保优势

近年来,富士康在外人的印象中还是“代工厂”,但其核心业务已悄然改变,在纳米科技、云端运算服务等高科技领域均取得丰硕成果。美国建厂或是富士康布局“知识溢出效益”的重要一环。

美国当地时间7月2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宣布富士康将在美国威斯康辛州建立先进液晶面板制造工厂。该项目投资超过100亿美元,初期雇佣3000人。这是富士康对美国的首笔重大投资。

今年以来,中美之间热点话题很多,其中富士康在美国建厂,从年初郭台铭与特朗普的种种表态,到目前尘埃落定,一直备受关注。不只富士康,福特、丰田、本田、苹果等相继宣布在美国建厂,引发了制造业在中美两大市场中取舍的猜想。

重振制造业是特朗普的重要经济政策之一,他采取的是“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威胁”称企图离开美国、解雇美国员工、在他国建厂却想把产品售往美国的企业,都将被征收高达35%的惩罚性税收。不过,显而易见的是,仅靠“威胁”并不能促使企业到美国建厂。

问题是,在一直被认为劳动力成本高的美国,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企业能“生存”吗?

其实,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能不能在美国“生存”是一个伪命题,著名经济学家里昂惕夫在1953年和1956年的两次研究中发现了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按照传统理论,美国这个世界上具有最昂贵劳动力和最密集资本的国家,应主要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结果显示,美国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个发现被称为“里昂惕夫之谜”,使整个经济学界为之震动。

后来,有学者发现,里昂惕夫所定义的资本仅仅包含物质资本(如机器、设备、厂房等),而忽略了人力资本,只有把人力资本包括进去之后,才能消除“里昂惕夫之谜”。人力资本就是工人所拥有的能提高其劳动生产率的教育、工作培训、健康状况等一系列情况,这就暗示美国劳动比外国含有更多的劳动资本。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带来的“知识”资本,提高了从等量资源中获得产出的水平。

当前,人工智能等节约劳动类型的技术进步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制造业,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比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提高得快。在要素相对价格不变时,将多用资本而少用劳动。况且,我国劳动力成本近年来快速上升,而技术进步使得高度自动化的成本相对下降。

具体到此次富士康美国建厂,从公开披露的资料来看,富士康在美国生产的平板显示屏,不同于一些高度依赖手工完成的产业,是完全可以实施高度自动化生产的。与在中国投资一个工厂,动辄招聘20万~30万名工人相比,此次美国富士康工厂投资高达100亿美元,最初聘用的工人仅仅3000名。

近年来,富士康在外人的印象中还是“代工厂”,但其核心业务已悄然改变,在纳米科技、云端运算服务等高科技领域均取得丰硕成果。美国建厂或是富士康布局“知识溢出效益”的重要一环。

这提示我们: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之间并非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要想继续保持我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就必须大力提升我国制造业包括自动化产业技术工人的技能、技术创新能力等在内的人力资本。这才是我们“留住富士康”的合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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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不过就跑】论美国贸易逆差的可持续性与持久性

由美国挑起的其与中国的贸易摩擦,与其说是中美贸易战不如说是美国试图贸易公平而发动的

贸易可能是不公平的或者是不对等的,以致贸易虽然可以给所有参与者带来利益,但是这种利益在贸易参与国之间的分配可能是不平等的。

美国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逆差国,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贸易逆差国的原因与过度消费无关,而是由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下的超边际分工有关。全球产业链分工造成了国际贸易的端点解,使得美国成为一个超资本要素密集工序的国际分工参与者,这被定义为当今时代的“新里昂剔夫之谜”,其后果是,美国既是世界最大的资本项顺差国,又是世界最大的经常项逆差国。面对不断加剧的中美贸易摩擦,中国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与美国开展贸易战。

本刊将以上段内容为线索,连续刊文解释为什么美国成为了当今时代贸易失衡最为严重的国家,找到了其原因后,我们也就看清了这场由美国挑起的“中美贸易战”的实质是什么,美国的诉求是什么,到底美国是不是在蓄意挑起所谓的“中美贸易战”、中国有没有能力“开战”和中国应该怎么办的等等问题的答案。

本篇文章重在解释世界贸易中的外部性问题和什么因素造成了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失衡国,但在解释之前本站送给美国的话是:贸易失衡是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动力,刻意追求贸易平衡对于贸易和经济增长都会带来消极的影响。

导致当前世界贸易摩擦加剧的主要原因在于贸易不够公平、且产生了很多外部性问题。面对不断加剧的贸易摩擦,美国与其说在选择贸易平衡还不如说在选择贸易公平。

大部分贸易理论都会假定贸易是在一个无摩擦的、无外部性的、并且信息完全的世界中进行的。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国际贸易经常会受到各种因素(国家异质、本国偏好、市场分割、汇率错调、以及税收扭曲和跨国公司内部的转移定价等)的影响而产生经济学所说的外部性。贸易的外部性主要表现为就业和收入在贸易伙伴国之间的重新分配、以及知识溢出与知识产权侵犯等。面对这样的结果,假如没有理性的公共政策予以矫正,那么就会产生贸易摩擦、直至发生贸易战或货币战,以应对不断失衡的贸易。

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逆差国,原因何在?比较流行的看法包括: 美国居民过度消费; 美国政府过度负债; 美联储过度发钞。这些说法有些对,有些则不一定对。

一般的贸易理论都认为贸易失衡主要是由于消费大于储蓄所造成的。但是从美国的情况来看则是由于投资大于储蓄而造成的,这在传统贸易理论中并未提及。然而这恰好是理解当今世界贸易失衡、特别是美国为何会有巨额贸易逆差的关键所在。

由消费大于储蓄造成的贸易逆差和由投资大于储蓄造成的逆差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由支出大于储蓄所造成的过度消费行为所产生的贸易效应是进口增加、贸易经常项逆差;由此产生的宏观经济效应则是就业和收入的下降;从动态平衡的角度来讲,经常项逆差当然可以通过资本项顺差来加以平衡,但是由于资本流入的目的是为了平衡因消费过度而造成的经常项逆差,无疑属于举债消费的行为,因而是不可持续的。

但在投资支出大于储蓄的场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投资支出大于储蓄所产生的贸易效应与消费支出大于储蓄时并没有什么区别,也会带来进口增加和贸易经常项逆差的后果,原因就在于更多的资源被用于投资,从而需要更多的进口来平衡或者出清国内过剩的需求; 但是与消费支出大于储蓄相比,投资支出大于储蓄所带来的宏观经济效应则是截然不同的,因为投资增长可以带来就业与收入的增加,从而是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福利增加的;再从动态平衡的角度来讲,由投资大于储蓄所造成的贸易逆差不仅可以通过资本项顺差来加以平衡,而且可持续,就像开放经济下的新古典生产函数所揭示的那样,资本流入投资大于储蓄的国家,在本质上是一种融资行为,而不是消费行为,故而是可持续的。

根据以上的分析,不难得到这样的逻辑:在支出(消费)与储蓄不能保持平衡的情况下,国际资本流动是能够促进贸易发展的,特别是当国际资本流动带来投资增长的时候,不仅可以促进贸易发展,而且还可以推动贸易逆差国的经济增长。

事实也证实了这个逻辑的存在。2007年次贷危机发生导致国际资本流动受阻,全球跨境流入资本占GDP的比重从20.7%骤减到5%以下,全球间接融资几乎停摆,从而切断了国际间的投资贷款与消费贷款。 这不仅对世界贸易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全球贸易占GDP的比重从 60%以上迅速下降到 50%左右,而且也对全球经济经济增长造成了巨大的伤害(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2017)。 美国的经济增长也迅速地从2007年的2%跌落到危机之后的-4%的水平。 时至今日,世界经济增长仍然处于艰难的复苏中。

根据麦肯锡的数据(2017),美国居民的负债率要低于英国、与韩国接近, 英国为 101%、韩国为 80%、 美国则为96%,虽然高于德国的 62%,其国民总债务低于英国、日本、西班牙、韩国、瑞典、法国与意大利,真说不上是一个过度消费的国家。说美国人没有储蓄也纯属误导,美国人只是没有现金。截至 2018 年 3 月,美国家庭平均 71.4%的财富是公司股票, 房地产资产占美国家庭资产的比重只有 24.4%(美联储,2018)。美国居民家庭资产的这种配置结构,使得美国最终成为全世界投资率最高的国家,因为居民购买股票在本质上就是向企业家贷款。 按照前文给出的逻辑,美国也就自然而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逆差国。

这个传导机制大致上可以描述如下:美国政府负债率高便可降低企业税收;企业税负下降、企业税后利润增长可以对企业投资固定资产产生激励;企业投资增加需要对外融资、同时刺激进口,通过资本项的顺差和经常项的逆差,美国便可以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从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4)提供的Country Debtdatabase数据来看,情况也确实如此。如果拿美国企业与政府的负债率之比与世界各国进行比较,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美国为 67%/89%;德国在所选择的国家中此比值最低,为 54%/80%; 加拿大为 60%/70%;澳大利亚为 69%/31%;韩国此比值则高达105%/44%;中国也属于比值相对较高的国家,为 125%/55%,这么高的企业负债,可能是造成当今中国投资不足、出口下降与顺差减少的根源所在。

按照经典的货币理论,央行增加货币供给会导致物价上涨与投资增长,假如是开放经济,那么由货币供应量增长导致的需求增加会刺激进口增长。 结果无论从消费需求还是从投资需求的角度来看,货币供应量增加都会导致进口增加、 以及由此造成的贸易失衡。

但是,上述分析并不足以解释美国为何会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逆差国。美国居民并未过度消费;美国较高的政府负债和较低的政府税收会对企业投资构成激励,从而会刺激进口带来逆差,但是德国的企业负债与政府负债之比要比美国低的多,德国的企业所得税也要远低于美国,却成了世界主要贸易顺差国;最后,美联储也不可能通过持续增加货币供应量来维持不断增加的贸易逆差,因为过多的货币供给会导致本币贬值,本币贬值不仅会减少进口,而且还会减少投资,因为投资的回报不仅要受到税收的影响,而且也要受到货币价值的影响,假如本币贬值,那么用本币计价的投资回报就会趋于下降,因此,本币贬值通常情况下是会对投资产生消极影响的。

“新里昂惕夫之谜” 源于国际分工的端点解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超边际分工,即从基于禀赋的产品分工到基于禀赋的工序分工,在当下被定义为全球产业链分工。

产业链分工的特点就是把每个完整的产品包分拆成一道道高度专业化的工序,然而再按照各国的要素禀赋,通过“外包”的方式将要素密集度不同的工序分派到要素禀赋与之相匹配的国家。支持这种分工模式的基本因素是:由信息化导致的交易成本下降,以及由标准化所造成的中间品和零部件的普遍可贸易性。

产业链分工带来的端点解使得美国成为超资本要素密集工序(研发)的集聚地,从而导致更多的资本流入和更多的贸易逆差,原因就在于要素被更多地配置到了美国的高科技研发任务上,以致即使在要素禀赋上美国是一个“资本—劳动”比很高的国家,但其仍然需要大量国际资本的流入。为什么研发会成为超资本要素密集的工序,原因就在于研发特别花钱。

如果以上所说的“新里昂惕夫之谜” 的假说可以成立,那么,我们也就不难对美国式的增长加以准确的理解。

美国选择了超资本要素密集投资推动的增长,大量资金主要是用来投资超资本要素密集的研发活动,其最为重要的流向则是创新的现金预付,也就是投向作为研发活动之主体的人力(资本),俗称“烧人”,而不像现今中国那样,把大量的资金投向“数据”、“流量”或者各式各样的“平台”,从而只有海量的数据与互联,但是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技术创新。

由于对资金的超常需求,导致了美国式的、经常项逆差与资本项顺差的国际收支平衡,从而使得美国既是世界最大的商品进口国、又是世界最大的国际资本吸收国。美国之所以需要这么做,就是因为只有通过进口商品满足国内需求,才能释放更多的资金用于超资本要素密集的研发活动,进而实现由研发推动的经济增长,并始终占据世界产业链的高端。

美国式的增长为世界带来两大外部效应:从供给角度来讲,美国成为“全球产业链” 的组织者;从需求角度来讲,美国为全球提供了一个巨大无比的“顺差市场”。由此让美国自然而然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领导者。从中我们也不难得出一个基本的逻辑:一个国家或者经济体想要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领导者,没有供给方面的创新与需求方面的对外贸易逆差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做不到这两点,就不可能为世界带来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当然,美国的这种增长方式也不是没有成本的。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依靠研发分工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所产生的成本就是一般资本要素密集与非资本要素密集经济部门的衰落,以及由此产生的这些部门的失业人群的增加与全社会收入差距的扩大。

但是,从美国经济分析局 1990-2016 年的统计数据来看(美国经济分析局,2017),美国的就业与进口是正相关的,因此,失业主要产生于因为外包而走向衰落的部门,但是由于美国劳动力市场具有较高的弹性与流动性,整个社会的失业并不显著。

其结果是,在衰落部门产生失业压低工资的情况下,美国式增长所产生的真正的社会成本可能是国际分工端点解带来的收入分配失衡。当这个问题严重到现有的增长方式难以维持的时候,美国或许有可能在经常项和资本项两者之间寻找一种新的平衡,那就是减少外包与商品进口,以便据此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开拓工资上涨的空间。

这种结构性调整不仅会导致美国现有增长方式的变更,而且还会带来外部贸易摩擦的增加,这种摩擦产生于原有国际分工秩序的终结。美国的经济学家们都在担心美国政府的这种再平衡有可能重现1930年美国贸易保护政策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

但美国政府今天所采取的这种贸易政策,不过是把已经走向极端的自由贸易(端点分工)往后退一步而已,即让自由贸易回归到能够实现帕累托改进的轨道上来。简单地讲,贸易不仅要能够带来增长,而且还必须改进所有参与者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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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女足欧冠5连冠 里昂女足3:1战胜沃尔夫斯堡

【里昂女足欧冠5连冠】北京时间31日,在2019/20赛季女足欧冠决赛中,里昂女足3:1战胜沃尔夫斯堡女足,豪取5连冠。值得一提的是,效力里昂的熊谷纱希,打进了日本女足球员在欧冠决赛历史上的首球。

本场比赛第26分钟,勒索默禁区右侧大力推射被扑出后补射破门,里昂率先打破僵局。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mlxsly.com/,欧冠里昂半场结束前,日本球员熊谷纱希帮助里昂扩大比分,她在禁区弧顶轰出世界波,皮球直入球门死角。

易边再战,第59分钟,里昂门将出现失误,在扑救传中球时脱手,波普近距离头球破门,沃尔夫斯堡扳回一城。

第89分钟,里昂锁定胜局,古娜斯多迪亚在禁区内混战中攻入一球,最终3:1沃尔夫斯堡,豪取女足欧冠5连冠,这也是她们队史第7座欧冠冠军奖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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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反差成因及对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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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乡村振兴的战略思想,聚焦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城乡反差这一突出问题,着力于补齐“三农”滞后这一最大短板,放眼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考量,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决策,意义重大,前瞻深远。

新中国成立以来,“三农”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粮食产量由1949年的1132万吨增长到2018年的66160.7万吨,农民人均收入由1949年的44元增长到2018年的14617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农民人均收入提高了33倍。

城乡矛盾和城乡差距最早产生于英国第一次产业革命,并扩展到欧洲多个国家。到19世纪中叶,这个问题已经比较突出。所以,马克思在世时就把消灭工农和城乡差别,纳入人的重要奋斗目标。这就是说,中国今天的“三农”滞后,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其中有某种社会发展规律在起作用。

一、产品价格的工农剪刀差。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指的是工农业产品变换时工业产品高于其价值,农业产品低于其价值出现的差额,用图形表示像剪刀张开状,意为工农业产品交换的不平等,它曾发生于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及苏联。

剪刀差一词最早出现于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的发言(1919年),斯大林在1927—1929年也有几次论述。苏联时期的剪刀差,曾引起广大农民不满。

剪刀差在旧中国也发生过,新中国成立后为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曾人为地实行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后来有所改变和调整。

过去,我们曾认为剪刀差是资本主义工业对农业的掠夺,是发达工业国对落后农业国的剥夺。现在看,这个问题与社会制度关系不大。事实是,从全球范围看,在各国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工业产品价格上涨幅度大于或快于农业产品价格上涨幅度的情况,从而拉大了工农、城乡收入差距。其中,多数并非人为,而是另有原因。

二、产业结构的二律背反。在经济学说史上,最早从产业结构角度论述收入差距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1672年,配第的《政治算术》一书公开出版,这是他曾经献给英王的长篇智库文稿。

配第在这篇文稿中阐述了一个重大发现:工业比农业收入高,商业比工业收入高。这将推动劳动力依次由农业向工业,再由工业向商业等服务业流动和转移。推动这种流动和转移,将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

配第是当时英国皇家学会的经济学家和重要成员(牛顿为会长),他的这一重要思想见解,引领了英国第一次产业革命和工业化加速,引发了英国对欧洲多国的跨越发展和近代史上第一轮大国兴衰。

1940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克拉克出版了他的《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该书在配第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归纳整理了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资料。得出的结论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农业人口和产值的相对比重是不断下降的,后人将此称之为配第·克拉克定律。

配第·克拉克定律说明,随着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软性化的演变,农业就业人数和产值这两项指标在三大产业中的比重,是同比例不断下降的,经济越发达,“三农”越缩小。

三、农业生产的天然约束。形成二律背反的深层原因,在于农业生产过程及其产品的多种天然约束。一是生产周期长,资本周转慢;二是自然灾害多,生产风险大;三是生鲜易腐烂,保存难度大;四是量大价值低,售卖成本高;五是需求弹性小,收入提高慢。

其中,需求弹性小,是一个最大的天然约束。食品在温饱的基准线上,上下浮动的幅度很小。人既不能饿着,更不能撑坏,这意味着地板接近天花板,它导致边际效用和边际效益共同递减。

此外,人口规模的大小,也直接影响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资效益。由于单个村庄人口规模较小,开个饭馆和澡堂就意味着亏损,第三产业也很难发展起来,这也对农村三产融合带来了极大困境。兴办观光农业、乡村旅游的只是少数,难以广泛复制。产业兴旺需要因地制宜,但首先应该是农业兴旺,使之形成产前育种、产中维护与产后加工、销售的价值链。

一是加大财政支农投入,建设美丽富饶乡村,拉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理论分析证明,农业是天然弱势产业,需要政府宏观调控和财政扶植。全国各省区市应以党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首先是允许农业经营用地和农村宅院资产向城市人口转让,促进城市人才、资本和养老向乡村流动,逐步提升乡村人气和宅院价值。

与此同时,在广大农村开展两类重大工程,将其纳入两期五年规划。第一,农业生产公共工程,如水利、电力、交通,以此降低农民生产成本;第二,农村生活公共工程,如中小学、养老院、用水入户、厕所革命,降低农民生活成本。

这两类重大工程,不仅有利于建设美丽乡村,缩小城乡差距,而且有利于消化工业部门钢材、水泥、平板玻璃等过剩产能,拉动经济持续增长,使中国年均增长率保持在6.5%左右。

这样,到2028年以前,中国GDP总量即可超过美国,人均GDP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目前人均GDP在全球排第79名,到2035年以前可进入前50名,为2049年前进入前25名现代化发达国家行列奠定坚实基础。

二是强化农业科技支撑,促进产品结构升级,形成中国农业内涵价值。人类生产活动在宏观上称产业结构,在微观上称产品结构。产品结构包括劳动密集、资本密集和知识密集3类。

传统观念认为,农业产品属于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品是资本密集型,教育、科研、医疗产品或服务是知识密集型,所以,国际贸易理论中的里昂惕夫之谜,至今缺乏公认谜底。我们认为,打破农业产品是劳动密集的分类固化,谜底自然揭开。

上世纪40年代,美国农业生产在国际比较中已高度机械化、科技化,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其他国家平均生产率的3倍。其农产品结构已是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与国内工业产品相比,具有更大的比较优势。所以,美国长期以来主要进口钢材、汽车等工业制品,而出口农产品,这并不违背李嘉图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理论。

里昂惕夫之谜的解析和当代发达国家农业高级现代化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城乡反差的克服,必须着眼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走科技和人才兴农之路。同时,使农业产品结构由劳动密集向科技密集转变,打造优质高效农业,形成品牌价值和附加收益,实现中国农业内涵转型升级发展。

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不可能与美国相比,应当考虑国情和因地制宜,但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包括集约化和适度规模),是乡村振兴的根本途径。

作为人口大国,贫困人口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要精准扶贫和彻底消除贫困人口,最基本的办法是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升级改革,这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趋势。

第一,为全国公民中65岁以上无退休金人员一律以基本生活费兜底,每人每月发放基本生活费500元。据初步统计,此类人员约5000万人(含“五保户”),年约需250亿元。

到2021年,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便具备了这种条件和能力,它应当成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待条件成熟时,还可将此办法扩大到1至7岁儿童。

第二,实行全国医保统筹,打破医疗定点和区域界线,大城市到小城市、小医院看病,可以报销。鼓励优质医疗资源向地、县级医院下沉。

第三,建设公办县市、乡镇两级养老院,鼓励养老在县乡消费,助推乡村第三产业发展。我们认为,医疗市场化副作用较大,医疗改革应回归救死扶伤本位,同时加强经费管理与效益核算。

党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既是严峻挑战,更是重大机遇。河南省作为人口大省和农业大省,应当抓住机遇、善借东风,在建设美丽乡村上出彩,在促进农民增收上亮剑,在加速农业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实现中原崛起。

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乡村振兴的战略思想,聚焦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城乡反差这一突出问题,着力于补齐“三农”滞后这一最大短板,放眼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考量,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决策,意义重大,前瞻深远。

新中国成立以来,“三农”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粮食产量由1949年的1132万吨增长到2018年的66160.7万吨,农民人均收入由1949年的44元增长到2018年的14617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农民人均收入提高了33倍。

城乡矛盾和城乡差距最早产生于英国第一次产业革命,并扩展到欧洲多个国家。到19世纪中叶,这个问题已经比较突出。所以,马克思在世时就把消灭工农和城乡差别,纳入人的重要奋斗目标。这就是说,中国今天的“三农”滞后,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其中有某种社会发展规律在起作用。

一、产品价格的工农剪刀差。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指的是工农业产品变换时工业产品高于其价值,农业产品低于其价值出现的差额,用图形表示像剪刀张开状,意为工农业产品交换的不平等,它曾发生于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及苏联。

剪刀差一词最早出现于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的发言(1919年),斯大林在1927—1929年也有几次论述。苏联时期的剪刀差,曾引起广大农民不满。

剪刀差在旧中国也发生过,新中国成立后为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曾人为地实行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后来有所改变和调整。

过去,我们曾认为剪刀差是资本主义工业对农业的掠夺,是发达工业国对落后农业国的剥夺。现在看,这个问题与社会制度关系不大。事实是,从全球范围看,在各国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工业产品价格上涨幅度大于或快于农业产品价格上涨幅度的情况,从而拉大了工农、城乡收入差距。其中,多数并非人为,而是另有原因。

二、产业结构的二律背反。在经济学说史上,最早从产业结构角度论述收入差距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1672年,配第的《政治算术》一书公开出版,这是他曾经献给英王的长篇智库文稿。

配第在这篇文稿中阐述了一个重大发现:工业比农业收入高,商业比工业收入高。这将推动劳动力依次由农业向工业,再由工业向商业等服务业流动和转移。推动这种流动和转移,将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

配第是当时英国皇家学会的经济学家和重要成员(牛顿为会长),他的这一重要思想见解,引领了英国第一次产业革命和工业化加速,引发了英国对欧洲多国的跨越发展和近代史上第一轮大国兴衰。

1940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克拉克出版了他的《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该书在配第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归纳整理了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资料。得出的结论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农业人口和产值的相对比重是不断下降的,后人将此称之为配第·克拉克定律。

配第·克拉克定律说明,随着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软性化的演变,农业就业人数和产值这两项指标在三大产业中的比重,是同比例不断下降的,经济越发达,“三农”越缩小。

三、农业生产的天然约束。形成二律背反的深层原因,在于农业生产过程及其产品的多种天然约束。一是生产周期长,资本周转慢;二是自然灾害多,生产风险大;三是生鲜易腐烂,保存难度大;四是量大价值低,售卖成本高;五是需求弹性小,收入提高慢。

其中,需求弹性小,是一个最大的天然约束。食品在温饱的基准线上,上下浮动的幅度很小。人既不能饿着,更不能撑坏,这意味着地板接近天花板,它导致边际效用和边际效益共同递减。

此外,人口规模的大小,也直接影响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资效益。由于单个村庄人口规模较小,开个饭馆和澡堂就意味着亏损,第三产业也很难发展起来,这也对农村三产融合带来了极大困境。兴办观光农业、乡村旅游的只是少数,难以广泛复制。产业兴旺需要因地制宜,但首先应该是农业兴旺,使之形成产前育种、产中维护与产后加工、销售的价值链。

一是加大财政支农投入,建设美丽富饶乡村,拉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理论分析证明,农业是天然弱势产业,需要政府宏观调控和财政扶植。全国各省区市应以党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首先是允许农业经营用地和农村宅院资产向城市人口转让,促进城市人才、资本和养老向乡村流动,逐步提升乡村人气和宅院价值。

与此同时,在广大农村开展两类重大工程,将其纳入两期五年规划。第一,农业生产公共工程,如水利、电力、交通,以此降低农民生产成本;第二,农村生活公共工程,如中小学、养老院、用水入户、厕所革命,降低农民生活成本。

这两类重大工程,不仅有利于建设美丽乡村,缩小城乡差距,而且有利于消化工业部门钢材、水泥、平板玻璃等过剩产能,拉动经济持续增长,使中国年均增长率保持在6.5%左右。

这样,到2028年以前,中国GDP总量即可超过美国,人均GDP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目前人均GDP在全球排第79名,到2035年以前可进入前50名,为2049年前进入前25名现代化发达国家行列奠定坚实基础。

二是强化农业科技支撑,促进产品结构升级,形成中国农业内涵价值。人类生产活动在宏观上称产业结构,在微观上称产品结构。产品结构包括劳动密集、资本密集和知识密集3类。

传统观念认为,农业产品属于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品是资本密集型,教育、科研、医疗产品或服务是知识密集型,所以,国际贸易理论中的里昂惕夫之谜,至今缺乏公认谜底。我们认为,打破农业产品是劳动密集的分类固化,谜底自然揭开。

上世纪40年代,美国农业生产在国际比较中已高度机械化、科技化,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其他国家平均生产率的3倍。其农产品结构已是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与国内工业产品相比,具有更大的比较优势。所以,美国长期以来主要进口钢材、汽车等工业制品,而出口农产品,这并不违背李嘉图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理论。

里昂惕夫之谜的解析和当代发达国家农业高级现代化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城乡反差的克服,必须着眼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走科技和人才兴农之路。同时,使农业产品结构由劳动密集向科技密集转变,打造优质高效农业,形成品牌价值和附加收益,实现中国农业内涵转型升级发展。

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不可能与美国相比,应当考虑国情和因地制宜,但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包括集约化和适度规模),是乡村振兴的根本途径。

作为人口大国,贫困人口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要精准扶贫和彻底消除贫困人口,最基本的办法是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升级改革,这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趋势。

第一,为全国公民中65岁以上无退休金人员一律以基本生活费兜底,每人每月发放基本生活费500元。据初步统计,此类人员约5000万人(含“五保户”),年约需250亿元。

到2021年,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便具备了这种条件和能力,它应当成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待条件成熟时,还可将此办法扩大到1至7岁儿童。

第二,实行全国医保统筹,打破医疗定点和区域界线,大城市到小城市、小医院看病,可以报销。鼓励优质医疗资源向地、县级医院下沉。

第三,建设公办县市、乡镇两级养老院,鼓励养老在县乡消费,助推乡村第三产业发展。我们认为,医疗市场化副作用较大,医疗改革应回归救死扶伤本位,同时加强经费管理与效益核算。

党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既是严峻挑战,更是重大机遇。河南省作为人口大省和农业大省,应当抓住机遇、善借东风,在建设美丽乡村上出彩,在促进农民增收上亮剑,在加速农业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实现中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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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贸易逆差:压榨中国市场利润的政治工具

162.1亿美元——看到这个数字时,美国商务部长卡洛斯·古铁雷斯(Carlos Gutierrez)终于露出了满意的微笑。美国当地时间4月11日,第17届中美商业贸易联合委员会(U.S.-China Joint Commission on Commerce andTrade,下称“JCCT”)结束之时,中美双方达成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项单次采购协议。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率领的经贸代表团行程历经美国13个州,中国的“采购篮子”里装着包括波音飞机、微软软件、摩托罗拉通讯设备等产品,满满当当。

然而,相对于美方统计的2016.26亿美元对华贸易逆差而言,这个数字显然并不能阻止美国政府针对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继续向中国施压。即将于本月18日访美的中国国家主席,也面对着美国总统布什提出的“在汇率问题上作出某种表态”的压力,这也意味着美国正日益将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问题政治化。

来自国家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为1141.73亿美元,约占美国全球贸易逆差总额7665.61亿美元的15%左右,而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去年达到2016.26亿美元,占其贸易总逆差比例达26.3%。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凸显,也逐渐成为影响未来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见表一)

吴仪此次访美之行,也向美国传达了中国积极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信号,在11日(美国当地时间)举行的JCCT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和贸易代表波特曼(R ob P ortm an)均表示,感谢中国政府代表团为平衡中美贸易所做的努力,中国已作出相关承诺,如果这些承诺得到兑现,美中贸易关系可能更为平衡。

纵观10年来的中美双边经贸数据,从产品结构来看,中美贸易顺差最大的产品依然是体现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普通机械电器、家具玩具、鞋帽和纺织服装,而中国则主要从美国进口农产品、矿产品、化工产品以及包括飞机、尖端集成电路、电信设备等。中美经贸的产品结构符合国际分工及资源禀赋理论,各自在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形成顺差。

然而,值得关注的一组数据是,自2001年以来,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对美出口额开始飞速增长。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01年,中国对美出口高新技术产品总额为97.08亿美元,而2005年这一数字已经达到520.4亿美元,其中,同比增长幅度最高达62.02%,最低增幅也达到了29.4%。(见表二)

这组数据意味着,我国对美出口高新技术产品出现,直到2005年,“顺差”达到359.3亿美元,占中方统计对美顺差总额的31.5%。这是否代表着中美贸易开始逐渐“颠覆”传统的国际贸易资源禀赋理论,出现了“里昂惕夫之谜”?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里昂惕夫之谜”是指从理论上,美国应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而现在统计检验结果正好相反。

“中国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占出口总额的28%左右),近90%是进口零部件组装后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张燕生说,“这代表着跨国公司的技术、产品和产业结构,而不代表中国的技术、产品和产业结构,中国今天的比较优势,主要还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出口。”

中国虽然以加工贸易方式取得了顺差,但并未取得相应的贸易收益。上海财经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朱钟棣前几天刚刚参观过昆山市的电子产品出口加工区,他认为如果抛开贸易形式,单独来看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例的上升数据毫无意义。

“事实上,出口价值1000美元的电脑,我们只能获得20~30美元的加工费,我们所谓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只是位于全球产业加工链的末端,”朱钟棣说,“设计、研究、开发、品牌,这个产业链高端的部分都是外资在控制。”

以罗技畅销产品之一“Wanda无线鼠标”为例来说明这种产业链的利益分配格局则更加清晰而直观:每个Wanda无线鼠标在美国的售价大约为40美元,在这一价值链中,罗技大约拿到8美元,其分销商和零售商拿15美元,另外14美元则被Wanda零部件供应商获得。中国从每只鼠标中仅能拿到3美元,苏州装配厂里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开支全都包括在这3美元里。

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背后隐藏了美国企业的巨额隐性收益,美国却一直“熟视无睹”,仍借逆差之由对中美经贸关系施压。

对此,中国商务部部长曾在中国美国商会晚宴上风趣地表达了鲜明的态度:“这就像在宴会上,你们有钱吃龙虾、吃牛排,而我们在吃馒头、吃三明治。有趣的是,美国朋友们一边吃着龙虾和牛排,一边还很关注我们的三明治是不是吃多了。”

“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很大一部分是周边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贸易转移效应所导致,自2000年以来,中国与美国保持贸易顺差的同时,与亚洲其他国家却形成了巨额逆差,”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孙立坚说,“而美国源于东亚地区(包括中国)的进口比重总体上基本保持不变,这说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只是全球生产链及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结果。”(见表三)

由此可见,中国实际上只是跨国公司全球生产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和密集劳动力加工业的一个平台,甚至在所谓“高科技”和资本密集型产业领域也是如此。张燕生表示,由于中国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很低,资本密集型产品在资本配置效率上低于国外,很难形成真正的国际竞争力优势,技术密集型产品就更不用说了。

2001年以来,中国对美出口增长的部分因素也在于中国入世带来了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增加,朱钟棣表示,FDI流入量不断增加推动了我国出口部门生产能力的提高。“中国加入WTO后,FDI流入加快,为美国企业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企业重新布局部分业务或扩张全球业务网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孙立坚说。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自1995年以来,由美国流入中国的FDI已经从当初的30亿美元上升到去年的60亿美元左右,中国占世界FDI总量的比重约为4%。朱钟棣表示,“这些FDI的流入,很大一部分又集中在出口导向型企业,因此在华跨国企业获利的同时,也扩大了目前的中美贸易规模”。

由此可见,尽管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表象一直是众多媒体及美国政客们关注的焦点话题,但双边经贸为美国所带来的利益是实质性、可持续的。这是牛津经济预测中心(Oxford Economic F orecasting,OEF)今年1 月份根据其宏观经济模型,对2000年以来美中贸易和投资状况及2010年前景所做的详细评估。

在美国对华巨额逆差数字的背后,实质上是美国所获得的巨额利润。根据牛津经济预测中心的评估,到2010年,美国GDP将会因2001年以来美中贸易和投资的增加而多增长0.7%,而美国的物价则会因此而多下降0.8%。这两组数据相当于每个美国家庭的实际可支配收入每年增加大约1000美元。

“不仅是这样,即使是美国一直渲染的受中国顺差影响而在制造业领域失去的就业岗位,也早被流通领域增加的就业岗位所抵消,”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贸易研究室主任刘旭说,“中美贸易和投资的不断扩大,也在推动着美国就业结构从制造业向金融、分销等服务业领域转变。”

在刘旭看来,虽然这种结构转变让美国制造业领域工人付出了代价,但美国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将受益。

而现在,美国却将产业转移造成的阵痛转化为政治压力。日前,美国总统布什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演讲时,呼吁中国国家主席在下周访美时针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知识产权问题做出阐述,证明中国正在采取措施摆脱以出口主导的经济增长。

美国将“逆差”作为施压中国的工具,其“醉翁之意”实则为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农产品及金融市场开放、知识产权等问题。

近期中美双方商界、政界高层的频繁互访将暂时缓和中美经贸关系,吴仪此次访美及时抛出的巨额订单也让一度强硬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和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态度有所转变。二人访问北京之行后,推迟了汇率报复案,并称“通过布什政府传出的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方面有所行动”。

然而,事实上,今年美国国会选举之前,逆差问题随时都有可能成为美国政客们的“筹码”,中美经贸关系的博弈仍是一个微妙的问题。

孙立坚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吴仪此次美国之行传达了中国解决贸易盈余问题的两层含义,“一是针对目前的‘存量’部分,希望通过高额采购订单来削减,而针对未来可能产生的‘增量’部分,政府有关部门则可以通过对企业用汇制度的管理来实现逐步降低”。

在孙立坚看来,国家主席访美期间,中国如何打出汇率这张牌还是一个未知数。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呼声日益严重,则意味着在政治博弈中更多的利益集团形成了合力,这些政客们为了“政绩”势必向中国人民币汇率问题继续施压,美国财政部即将在本月公布的“汇率操纵”报告是否将中国列入其中,也将成为“政治程序的一部分”。

而来自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则表明,中国重估人民币汇率对全球贸易不平衡以及美国的贸易逆差所产生的影响将是十分有限的。亚行经济学家帕克在一篇题为《应对全球贸易不平衡与亚洲国家货币》文章中指出,即使人民币汇率重估幅度为10%,也只能使美国的贸易逆差减少36亿美元,这在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中仅占0.02%;即使人民币汇率重估幅度达到20%,情况变化也不大,只能减少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0.05%而已。

“显然重估人民币汇率,从经济学意义上而言,美国政府及商界人士都已经意识到无助于贸易逆差的改善,”孙立坚说,“但这个问题已经被政治化,当初成功游说了日本进行汇率改革的这些政客们也不会轻易放弃对中国问题的‘政绩’。”

刘旭认为,美国真实的战略意图在于在尽可能的条件下,转嫁其内部矛盾,继续主导其在全球贸易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中,需要建立一种什么样的贸易规则来应对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是一个挑战,”刘旭说,“美国倡导的公平贸易只适用于其占优势的领域,包括金融服务业、汽车业等,在其不占据优势的领域,则要搞贸易限制,目的是维护其全球的战略利益。”

正如吴仪在此次访美时反复强调的,美国方面基于所谓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始终对对华高新技术出口进行管制,美方也应该尽快放开高新技术产品对华出口市场,以实现双边贸易平衡。

“我相信,美国对高新技术产品市场放开的步伐有多快,对华贸易逆差削减的速度也会有多快,”朱钟棣说,“中国不可能总是以‘安抚’性质的采购订单来减少贸易顺差,单方面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在朱钟棣看来,中国政府在双边经贸关系紧张时刻派出“采购团”只是一个暂时缓解矛盾的做法。值得探讨的是,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增长,中美双边贸易逆差是否仍会继续增长,中国应该以怎样的长效机制来确保贸易相对平衡,但又不能如美国所愿成为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替罪羊”。

冯军认为,中美双方更需要建立一种以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长效机制来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从而引导中美经贸博弈走向互惠、均衡的新格局。“所谓市场化,就是让企业作为主体更多发挥作用,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幅度也应该‘有升有降’才算是由市场主导。”冯军说。

圣诞节到了,想想没什么送给你的,又不打算给你太多,只有给你五千万:千万快乐!千万要健康!千万要平安!千万要知足!千万不要忘记我!

不只这样的日子才会想起你,而是这样的日子才能正大光明地骚扰你,告诉你,圣诞要快乐!新年要快乐!天天都要快乐噢!

奉上一颗祝福的心,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愿幸福,如意,快乐,鲜花,一切美好的祝愿与你同在.圣诞快乐!

看到你我会触电;看不到你我要充电;没有你我会断电。爱你是我职业,想你是我事业,抱你是我特长,吻你是我专业!水晶之恋祝你新年快乐

如果上天让我许三个愿望,一是今生今世和你在一起;二是再生再世和你在一起;三是三生三世和你不再分离。水晶之恋祝你新年快乐

当我狠下心扭头离去那一刻,你在我身后无助地哭泣,这痛楚让我明白我多么爱你。我转身抱住你:这猪不卖了。水晶之恋祝你新年快乐。

风柔雨润好月圆,半岛铁盒伴身边,每日尽显开心颜!冬去春来似水如烟,劳碌人生需尽欢!听一曲轻歌,道一声平安!新年吉祥万事如愿

传说薰衣草有四片叶子:第一片叶子是信仰,第二片叶子是希望,第三片叶子是爱情,第四片叶子是幸运。 送你一棵薰衣草,愿你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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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事业单位公共基础知识—生活中的经济学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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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事业单位为大家带来公共基础知识《生活中的经济学名词》,希望可以帮助各位考生顺利备考事业单位考试。

在公共基础非法部分考察中,很多地方考试都会涉及到生活中经济学名词以及经济学俗语。如山东省事业单位考试中出现的“灰犀牛”现象、“费雪效应”,四川各地事业单位考试屡次出现的“恩格尔系数”、“菲利普斯曲线”等。现将有关知识点梳理如下:

描绘了政府的税收收入与税率之间的关系。当税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时,提高税率能增加政府税收收入,但超过这一限度时,再提高税率反而会导致政府税收收入减少。

凯恩斯认为,仅靠自由机制是无法保证经济稳定增长,达到充分就业的,必须加强国家干预。据此他提出,在需求出现不足(有效需求不足)时,应当由政府采取措施来刺激需求,而总需求随着投资的增加,可使收入增加,消费也将增加,经济就可以稳定地增长,以至达到充分就业,使生产(供给)增加。

区块链(Blockchain)是分布式数据存储、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加密算法等计算机技术的新型应用模式。所谓共识机制是区块链系统中实现不同节点之间建立信任、获取权益的数学算法。

实力相当的双方在谈判时做出大体相等的让步,方可取得结果,亦即每一方所得与所失的代数和大致为零,谈判便可成功。然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越来越走向“非零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双赢”。因此,“非零和效应”已经替代了过时的“零和效应”。如今,不少人常将“非零和效应”称之为“双赢效应”。

“诺斯悖论”,又叫国家悖论,是由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提出的,定义是:一方面国家权力构成有效产权安排和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没有国家就没有产权;另一方面,国家权利介入产权安排和产权交易又是对个人财产安全的限制和侵害,就会造成所有权的残缺导致无效的产权安排和经济的衰落。

瓦格纳法则是指随着国家职能的扩大和经济的发展就要求保证行使这些国家职能的财政支出不断增加,即随着人均收入提高财政支出相对规模相应提高。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以及从事的生产性活动,也会随着经济的工业化而不断扩大。因为随着工业化经济的发展,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更加突出,市场机制不可能完全有效地配置整个社会资源,需要政府对资源进行再配置,实现资源配置的高效率。

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帕累托最优状态就是不可能再有更多的帕累托改进的余地;换句话说,帕累托改进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和方法。帕累托最优是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王国”。

特里芬难题来源于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的《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是指“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虽然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但是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国际收支来说就会发生长期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国际贸易收支长期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个悖论。”这一内在矛盾称为“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

卡特尔 (cartel)由一系列生产类似产品的独立企业所构成的组织,集体行动的生产者,目的是提高该类产品价格和控制其产量。垄断利益集团、垄断联盟、企业联合、同业联盟(Cartel)也称卡特尔,是垄断组织形式之一。生产或销售某一同类商品的企业,为垄断市场,获取高额利润,通过在商品价格、产量和销售等方面订立协定而形成的同盟。参加这一同盟的成员在生产、商业和法律上仍然保持独立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世界经济迅速发展,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理论更显得脱离实际。在这种形势下,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力图用新的学说来解释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存在的某些问题,这个转折点就是里昂惕夫反论(The Leontief Paradox),或叫里昂惕夫之谜。根据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战后美国出口的应是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美国经济学家华西里·列昂惕夫采用投入产出法对战后美国对外贸易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后,却发现,美国进口的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与赫–俄模型刚好相反。由于赫–俄模型已经被西方经济学界广泛接受,因此里昂惕夫的结论被称为里昂惕夫迷或里昂惕夫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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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下半年荣县事业单位公开考试聘用工作人员笔面试总成绩、排名及进入体检人员名单的公告

2020年四川省绵阳武都引水工程建设管理局直接考核招聘专业技术人员拟聘人员公示

2020年筠连县事业单位第二次公开考试招聘工作人员总成绩及体检有关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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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下半年内江市部分事业单位公开考聘工作人员公共科目笔试期间疫情防控注意事项的公告

2020年下半年内江市部分事业单位公开考聘工作人员公共科目笔试举行时间的公告

2020年宜宾市事业单位第二次公开考试招聘面试期间疫情防控注意事项的公告

2020年高县事业单位引进高层次和紧缺急需专业人才面试期间疫情防控注意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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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政策之辩 主权货币、技术垄断与公共产品

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由来已久,在中国经济学术界就有轰动一时的“张维迎与林毅夫之辩”。在企业家才能与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之间,遵循市场规律与克服市场失灵之间,产业政策的寻租空间与后发国家赶超经验之间,以及比较优势的发现程序上,两位教授都做了争锋相对的辩论。

张维迎与林毅夫之间的分歧,其实是两个经济学范式之间的差异。张维迎信奉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哈耶克范式”,强调市场的“自发秩序”与演化范式。而林毅夫信奉的是“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强调“设计范式”,同时林毅夫“后发国家赶超理论”也继承了德国历史学派的思想。

在经济学历史上,学派之间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张林二人关于产业政策之辩,实际上都能够找到底层的思想、范式、理论以及方法论的对抗。

在20世纪前后,以门格尔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与施莫勒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就经济学方法论开展了一场大辩论。奥地利学派主张逻辑演绎方法论,承认市场规律一般性和经济理论的普适性;德国历史学派则主张采用历史归纳法,否认“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法则,强调“德国特殊论”,建议政府采用符合德国利益的经济政策。

在这场争论的高峰时段,新古典主义加入其中,与奥地利学派结为临时同盟,合力击败了德国历史学派。表面上奥地利学派胜利了,但是经济学历史上长期以来将这场胜利归功于新古典主义。这主要源于新古典主义范式以及数学实证主义的日渐盛行。

怼完德国历史学派之后,奥地利学派长期对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发起挑战。于是,涌现了一些著名的大师级别的论证,如哈耶克大战凯恩斯,米塞斯大战兰格。后来,哈耶克回忆说,“后悔没有批判弗里德曼的实证主义”。

张维迎和林毅夫之间的争论,实际上并没有突破经济学历史上这些大师之间的论战,更没有脱离学术门派之争以及学术范式之束缚。

这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对产业政策这一“现实主义问题”的客观认知,更多陷入老套的“市场之手”与“政府之手”的争论,亦或在政策上陷入“水与面粉”的简单逻辑之中。

正如经济学家吴敬琏评价产业政策争论时所说的:“我们对于事情的本质认识得不够,所以提出的应对的具体的方法、政策,就显得比较片面。”

在20世纪之前,新古典主义统治的时代,西方国家基本上不存在大规模的产业政策。相反,在1890年,美国还制定了第一部反托拉斯法。反垄断法与产业政策是相对立的,像美国支持反垄断的国家一般都反对产业政策,而像日本曾经推行产业政策的国家比较弱化反垄断。

二战之后,一些独立的新兴国家为了保护本国传统产业免受发达国家竞争,而实施扶持性的产业政策。一般认为,日本是实施产业政策相对成功的国家。

中国的产业政策,最初也是受日本的影响而提出。1987年,吴敬琏当时所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写了一份报告——《我国产业政策的初步研究》,建议中国采取类似于日本通产省在二战后(1946年-1970年期间)实施的产业政策。国务院领导很快做了批示,完全赞同这个建议,并将这份报告批转给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起草产业政策。

但实际上,在1970年代世界石油危机爆发后,经济陷入一定程度的滞胀,产业政策的弊端开始暴露出来,日本国内学者开始反思产业政策。八十年代初,东京大学小宫隆太郎教授组织了一批经济学家,对日本产业政策取得的成绩和问题做了全面的总结和分析。

1984年,他们的研究成果《日本的产业政策》出版发行,四年之后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的牵头下,这本书翻译到了中国。但是,当时中国学术界以及官方,对书中关于日本产业政策的教训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目前为止,这是经济学领域对产业政策研究最为具体、全面的文献。

今日关于产业政策依然有着巨大的争议。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中国的产业政策面临国际规则的挑战。美国对产业政策中涉及的补贴、退税、过度优惠等问题提出了抗议,并且有意针对“中国制造2025”。

“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2020高技术战略”(工业4.0)、“美国制造业振兴法案”较量日益激烈。自奥巴马政府自来,美国联邦政府在政策层面促使制造业复兴可谓不予余力。特朗普上台之后更是为美国制造代言,各州政府大搞招商引资,为漂洋过海而来的福耀玻璃、鸿海集团提供土地、税收等方面减免优惠。

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角逐智能时代领导权的当下,中美贸易特殊关系的当下,中国进一步开放走向国际市场的当下,拨开修昔底德陷阱的迷雾,抛开经济学门派及学术范式之争,立足于当下全球化竞争秩序以及信息技术时代,理性冷静地分析产业政策尤为重要。

在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秩序之中,以及知识经济时代,以下覆盖宏观、中观、微观的三组矛盾,是产业政策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

在新古典主义范式中,市场是充分竞争的,不存在国家干预及冲突,但现实是国家的力量在国际贸易中随处可见,而且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诚然随着经济全球化,加入全球化浪潮的国家逐渐让渡了部分国家主权,例如减免关税,开放移民,实行浮动汇率,开放资本管制,促进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经济要素在国际市场中充分流通、自由配置。

在北美,美国、加拿大以及墨西哥按照美-加-墨协定,放弃了大量经济主权,包括补贴性产业政策制定权,关税征收权,市场准入管制权,国有企业部分经营自主权,等等。在欧洲,欧元区国甚至放弃了货币发行权,让渡了部分财政自主权,资本、劳动可以自由进出。

眼看全球化浪潮势不可挡,世界逐渐形成一个庞大自由市场,各国、各地区、各企业、各经济主体都参与到全球化产业分工之中,实现各自以及全球人类的福利最大化。而国家主权日渐让渡出去,国家界限日益模糊。

此时,若再以“国家之名”、“后发国家赶超”、“国家利益”,来实施任何保护性的经济政策以及经济行为,都是逆全球化大势。

但是,2018年英国公投退欧,土耳其货币危机爆发,欧洲民粹主义运动高潮迭起,特朗普在全球退群,对中发动贸易战,并执意在美墨边境修墙,如此种种都残酷地在提醒我们:国家还活着,坚挺地活着!

不可否认,经济全球化的潮水已经冲垮了很多国家的围墙,国家的主权要素已经大幅度被淡化,但是排除种种国家利益纷争以及民意纷扰,有一种国家主权依然很难不可忽视,那就是“货币主权”。

当今世界主要国家依然采用国家主权货币,全球最大的“世界货币”美元,以及日元、英镑,都是主权货币,欧元则是区域性主权货币。

某种程度来说,欧元区是进步的,19个欧元区国让渡了货币主权,更大程度上消除了“国界”促进了区域性市场的统一。但是,欧元20年的发行历史,并没有完全证明其是成功的,或者说成果与问题都很大。

欧元区内各国经济水平、收入差距、技术实力差异巨大,统一的货币政策经常与无法协同的财政政策相冲突。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财政穷国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等爆发了债务危机。在整个欧元区内,德国、荷兰是净赚国,而意大利等国则日益惨淡。

近些年,欧洲反全球化、反欧共体、反欧元的呼声日益高涨,随后民粹主义运动高潮迭起,政治局势日益严峻,意大利左翼政党登台,法国马克龙被“黄马甲”围剿,德国默多克失利,英国特雷莎·梅被夹在“退与不退”之间。

不管是21世纪前十年的全球化鼎盛之时,还是当前全球化大回潮,主权货币机制都还难在短时间内得以改变。

虽然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央行前行长周小川曾经在国际会议上提出基于“一篮子商品”的非主权货币构想,但也只能算是学术研讨。早在196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了特别提款权(SDR),但最终也只能沦为“纸黄金”。2009年诞生的比特币,只能算是一种冒险家、投机家的私人试验品。

所以,国家主权货币将会长时间地横亘在经济全球化的中央。本质上,主权性质的“世界货币”也是国际货币市场中竞争出来的结果。但是,由于货币的网络效应,世界货币如美元,即可形成强大的垄断势力。

谁在世界货币市场的激烈角逐中胜出,那就能够坐享其成、号令天下。掌控了世界货币的国家,就相当于掌控了世界经济的掌权,弹指一挥间便可向各国收取巨额铸币税;举手投足间便可刮起货币海啸,将其它国家的货币、债务、房地产、股票打翻在地。

当今世界,国家主权货币与全球化经济已经构成了深层次的矛盾,这一矛盾引发了一些列的世界性问题。这也是特里芬难题的延伸。

货币当局只会对本国市场、国民负责,而不会对使用其货币的国际市场、他国企业负责。货币当局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很少不顾及国际市场安危,甚至有可能损害他国利益来维护本国市场。

以美元为例,美元是全球最大的“世界货币”,美联储每次持续加息都会引发国际汇率市场的波动,甚至诱发新兴国家的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19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阿根廷债务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5年俄罗斯金融危机、2007年次贷危机(美国本土)、2018年阿根廷、土耳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直接诱因都是美元进入升值周期。

当然美联储与美元都无市场过错,而新兴国家也有自己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全球化开放经济体中,主权货币性质的世界货币或叫世界货币主权化机制,必然影响全球化进程以及经济安全,定然带来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

所以,在主权货币主导的全球化经济中,忽视国家安全、国家利益来谈论、制定经济政策显然是不负责任的。在产业政策存废的讨论中,除了考虑全球化市场经济的规律,还必须考虑国家主权货币制度下的国家利益的隐性竞争。

现实的竞争还更残酷、更被动。由于在1980年代“里根大循环”时期,美国构建了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秩序。这是一个表面追求全球化自由平等贸易,而本质上是等级森严、利益结构失衡的全球化规则。华尔街金融系统站在了全球化金字塔的顶端,而金字塔顶端上的权杖则是美元。在美元的掌控之下,美联储为华尔街金融界提供“纸弹”,华尔街金融界则在全球各国的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中贩卖美元,收取铸币税,而美国整个国家及国民利益都是受益方。

在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秩序中,美国极力主张自由贸易,实行零补贴、零关税、零壁垒的全球化贸易规则,最限度地削弱他国对本国市场的保护,推行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如此,美国就可以利用美元这个世界货币的特权,在庞大的、不受国家干扰的国际市场中最大限度地攫取收益。

从完全竞争市场的角度,从纯经济学理论的角度,“华盛顿共识”符合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福利最大化的原则。但是,在美元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中,利用经济政策、产业政策、汇率政策、国家力量来保护和发展本国经济,降低“世界货币”的冲击以及“压榨”,也就成为各国博弈的主旋律。

所以,中美两国贸易摩擦不断,产业政策争论不休,本质上都是国家主权货币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

在国际贸易理论中,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假设,那就是完全竞争市场,也就是国家不可干预,让资源要素在国际市场充分配置。这个论题,我们暂且假定国家不干预市场,那么资源要素如何在国际市场中充分配置呢?

早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就提出了绝对优势理论。他说,国家与国家之间之所以会发生贸易关系,是因为分工不同,比如你生产玉米,我生产棉布,大家可以交换,这样就各取所需,皆大欢喜。但是呢,为什么你生产玉米,我生产棉布呢?而不是反过来呢?亚当·斯密说,这是因为你生产玉米成本比我低,我生产棉布成本比你,这就是我们两个国家的劳动力或者土地、气候或者其他自然资源的绝对优势决定的。

后来,古典主义集大成者李嘉图认为,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有问题。他说,如果一国家生产什么商品的价格都比你低,那么这两个国家就不会发生贸易了啊?事实上,即使是这样,这两个国家依然会发生贸易,那么这个贸易是怎么来的呢?

李嘉图经过研究发现,如果一个国家生产大豆和玉米都有优势,但是相对生产玉米来说,大豆的利润率更高,那么这个国家就会把大部分资源或者所有资源生产大豆,因为谁都想赚更多的钱嘛。相反,如果一个国家生产大豆和玉米都没有优势,但是相对生产大豆来说,玉米的利润率要更高,这个国家就会选择生产玉米。这样,这两个国家前一个生产大豆,后一个生产玉米,还是会发生国际贸易。

这就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它遵循的是“两优取其重,两劣取其轻”的原则。这几百年来,很多经济学家都还在使用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来解释国际贸易,赫克歇尔-俄林理论也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后来,萨缪尔森的老师里昂惕夫,使用了美国1947年200个行业的统计数据,来验证赫克歇尔-俄林理论是否准确。结果,里昂惕夫得出的结论,居然与这个理论截然相反。

按照赫克歇尔-俄林定理,美国应该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因为美国的资本和技术丰富,劳动力稀缺。我们通常理解也是这样的。但事实却恰恰相反,美国进口的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一难题称为里昂惕夫之谜。

里昂惕夫之谜出现后,经济学界一下炸开了锅,各路经济学家纷纷提出自己的理论来解释这个悖论。比如波斯纳和胡夫鲍尔提出的创新和模仿理论、雷蒙德·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阿罗提出的干中学理论以及罗默和克鲁格曼提出的“技术外溢”。这些理论都是动态贸易理论。所以,我们可以将里昂惕夫之谜之前的贸易理论,称之为静态理论,之后的理论是动态贸易理论。而中国很多经济学家的贸易理论依然停留在李嘉图时代。

里昂惕夫之谜最好的解释是技术进步。美国使用了大规模机械耕种、更好的育种技术、更好的化肥、有技术的农业工人,将原来劳动密集型的农业演变成技术密集型。

更重要的是,技术进步带来的统治力是惊人。中国是一个劳动力密集的国家,但却是世界最大的粮食等农产品最大的进口国,而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粮食等农产品出口国。美国大豆、玉米最大的出口对象就是中国。

全球四大粮商,控制了全球80%的粮食交易量,拥有明显的定价权,美国就有三家,分别是ADM公司、吉邦公司和嘉吉公司。在生物农业技术方面,美国的杜邦和孟山都是全球最杰出的两家公司,杜邦是全世界最大的种子公司,孟山都是世界第二大种子公司。其中,杜邦的玉米种子,约占全球杂交玉米种子市场的43%。

实际上,现代农业已经不再是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其核心竞争力是农业生物科学技术,在种子、化肥、农业以及农业机械化方面的竞争优势,直接决定了全球粮食的定价权。换言之,我们餐桌上粮食价格的涨跌,根本上是由农业生物科技公司决定。

事实上,除了农业,在半导体、超高进度机床、化学材料、工业机器人、工程器械、轴承、炭纤维、光学、核能、生物科技、航空航天、通讯技术标准等全球大多数高科技领域,美国、日本、德国都占据的垄断地位和主导优势。

这说明这个时代的国际竞争,已经完全不同于李嘉图所在工业时代,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逐渐失效。在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国际竞争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科技密集型、知识密集型领域正在形成了高度的垄断,科技企业在全球的控制力达到相当惊人的程度。

比如美国在信息产业领域,最早建立了包括编程语言、互联网协议、芯片在内的众多底层技术的标准,从而彻底统治了信息产业。当今世界,美国在信息产业领域一家独大,强如日本、德国、英国都无法撼动其统治地位。

信息技术、智能技术渗透的地方,很多产业都最终被美国公司打败。比如,日本在上个世纪70年代建立电子产业竞争优势,记得八九十年代,日本电子手表、电子游戏机、随身听风靡全球。但是呢,这个产业在进入互联网时代后,很快被美国的互联网企业所淘汰,索尼、夏普、松下一度陷入困境,纷纷剥离了电子及相关产业。

汽车产业亦不可避免,如果你现在走进美国特斯拉工厂,你就会感觉到汽车产业甚至整个工业制造产业,都在被工业机器人所改变。不久的将来,美国包括汽车在内的诸多工业产品,都会因为智能流水线的广泛使用,大大降低成本,甚至可能比中国的成本还低,到时中国的比较优势又在哪里呢?

更为可怕的是,技术(知识)具有很强的外部性、网络效益,不管是第一产业,还是第二、第三产业,只要技术深度渗透的市场,都可能引发强大的垄断。

50年前,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全球粮食市场居然会被几家公司所垄断,全球粮价居然被几家巨头所控制,甚至经济学家一度将粮食市场类比为完全竞争市场。

我们可以推测的是,一旦底层技术建立了标准优势,就极容易在短时间内建立全球垄断地位,比如浏览器、操作系统、搜索引擎、通用芯片、发动机、玉米种子等。

市场一旦被技术公司垄断,大部分公司会自动放弃这个市场。如今,中国私人市场基本上放弃了浏览器、操作系统、互联网协议、编程语言等领域的投入与竞争。

所以,如果我们长期抱有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思维,中国很可能长期停留在低端制造、廉价商品的层面,在国际竞争中一直处于被动。其实,反过来,当年亚当·斯密的绝对竞争优势,似乎更加适应于知识经济时代。

高科技在各个领域都可以建立底层技术标准,不管是信息产业,还是工业、农业,只要高科技深度渗透,就可以垄断全球市场,彻底摧毁全球其他国家的相关产业,这就是绝对的竞争优势。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下车,有些国家会反对全球化。

所以,在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时代,亚当·斯密的绝对竞争优势理论,比李嘉图的相对竞争优势,更加适应于全球竞争,更加能够洞悉全球竞争的本质。或许在将来,已经不存在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所有产业都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如此一来,没有建立绝对的技术优势的国家,必然会被国际竞争所淘汰。

纽约大学数学家、原IBM负责科技的高级副总裁拉尔夫戈莫里和威廉·鲍尔,在《全球贸易和国家利益冲突》一书中,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

他们认为,当今世界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以及规模经济,所带来的国际竞争,已经完全不同于李嘉图时代。现在不存在一个单纯的基于国家自然资源建立全球竞争优势,相反取而代之的是高技术壁垒和规模经济,因此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不再适用。他们的结论是,一个国家从落后的贸易国发展为陷阱的贸易国时,两个国家都会受益,但是贸易发展到底一定的程度,两个国家就必然会发生利益冲突。

面对技术垄断,市场失灵,企业不愿意进入,国家是否应该借助产业政策扶植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呢?在科技时代、知识经济时代,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除了技术垄断之外,知识经济时代还有一个非常的特点那就是知识产品(经济要素)具有公共属性。

在信息时代,知识的外部性将其公共化,知识的公共化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生命。正因为知识的公共化特征,才促使知识产品大范围、低成本传播,促进这一经济要素在全球自由支配。

我们今天所接触到的大部分知识以及通用性技术都具有公共特性。过去几十年,中国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即可以合法地方式使用公司、股票、期货、代理人、产权、货币、汇率、工程管理、银行风控、经济统计、临床医疗等一系列制度,这些知识是现代经济体系运行的保障。同时,新兴国家在免费使用电力、通讯、航天、汽车、重工、船舶等各领域的通用性技术以及失效专利。

这些知识与通用性技术,为新兴国家带来巨大的知识红利,帮助后发国家在短时间内以极低的成本,建立一套完整的工业化技术标准以及制度体系。

具有公共属性的知识产品,市场机制并不发挥作用,或者市场效率比较低。基础科学、通用技术、公共制度等知识产品,具有投入大、成本高、周期长、风险大等特点,公司花了大量人力、物力开发出来的知识产品,无法完全私有化,而被市场共享,最终获得收益往往是均等的。这就导致企业会退出这一技术和知识的研发转而搭便车。

二是后发企业容易进入享受知识红利的路径依赖之中,而失去了技术创新的动力。

美国经济学家沃森提出“后发劣势”观点,中国经济学家杨小凯支持沃森的观点。新兴国家借助免费获得大量的知识红利,从而形成后发优势。但是,这一行为一旦形成惯性,就容易演变为后发劣势,没有培养出创新精神与机制,没有动力进一步开放新技术和新知识。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2018年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向国家领导人汇报时称,“华为已经感到前途茫茫,找不到方向。华为跟着人跑的“机会主义”的高速度, 会逐步慢下来,创立引导理论的责任已经到来。”

华为是中国技术领先的科技公司,拥有八万多研发人员,每年将销售收入的10%以上用于研发经费。但是,每年研发经费中,约20-30%用于研究和创新,70%用于产品开发,缺乏对基础科学的投入。“华为现在的水平尚停留在工程数学、物理算法等工程科学的创新层面, 尚未真正进入基础理论研究。”

任正非说华为进入了无人区,无人领航的无人区,实际上就是基础科学的研发。华为一直在应用技术方面获得巨大的竞争优势,而基础科学偏弱。主要原因是基础科学具有公共特性,与其花巨资研发基础科学,不如引进西方的应用技术直接使用见效快。但是,当应用技术红利吃尽,剩下的则是啃硬骨头,渗透到公共产品领域。

在工业化时代,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截然分开,政府负责前者,市场负责后者。比如政府负责提供基础教育和大学学术研究,公式负责技术专利开放。

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竞争加剧,知识产品的产业链被大幅度地压缩,产业链效率大幅度提高。在爱迪生时代,科学家与工程师边界明确,实验室距离工厂很远,一项新技术从研发到测试,再到量产的周期非常长。

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产学研投深度融合,没有像当年一样独立的贝尔实验室,谷歌的工程师是科学家,科学家也是工程师。在硅谷,斯坦福大学与科技公司、创投公司联系紧密,一些教授身兼数职,大学教授、投资人、企业家、工程师。

知识产品的产业链整合,形成一个新的趋势,即私人知识产品与公共知识产品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一般认为,基础科学、公共技术偏向于公共产品,而设计、专利、著作权则是私有产品。企业一般更源于投入专利等私有产品,以及可以直接产生效益的应用性技术,而非基础研究。

但是,像谷歌、高通、华为等技术不同,为了寻求应用技术的突破或获取技术领导权,不得不将触角渗透到公共产品领域。比如当年香农发明了信源编码定律和香农公式,才有了现在的信息世界,然后全世界都受益。如今这些技术公司正在从事当年香农的工作,而在此之前这部分工作由大学、教育机构,也就是政府负责。

反过来,之前政府只负责基础教育和基础科学,但如今产学研投深度融合,政府与市场的距离大幅度缩短,政府的职责边界已经逐渐模糊,甚至很多时候需要配合或参与技术的研发。从基础科学到基础科研,再到通用性技术,从公共产品到公共化产品,政府的权力不断地往市场渗透。

所以,在具有公共性质的知识产品领域,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则下降,而政府的权力边界则在扩张。事实上,政府在基础教育、基础科学、基础科研领域的投入,已经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知识和技术创造能力。

一般而言,政府在公共产品上的投资不属于产业政策,但这是对传统产业的界定。若在知识产品领域,政府对通信、半导体、核电、生物等基础科学及基础科研领域的投入,是否属于产业政策呢?又是否具有正当性?

倘若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中,市场自然是资源配置效率最高、福利最大化的机制。企业家的发现程序则远胜于政府官员。

如此,政府对私人用品的选择性干预以及歧视性补贴,如市场准入限制、投资规模控制、信贷资金配给、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进出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土地价格优惠等,自然是画蛇添足、有失公平。但在这一不现实的假设中,坚持市场执念亦有本本主义之嫌。

若在非完全竞争市场中,以美国早年的产业政策以及日本在二战后的产业政策,来说明产业政策是后发国家赶超的必然选项,亦有刻舟求剑之嫌。

当今这个时代,美元主导金融资本主义秩序与经济全球化“相爱相杀”,国际自由市场配置资源大势所趋,而美元作为主权货币主宰世界经济格局的威慑力亦不可忽视。

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巨头的绝对垄断性已经打破了李嘉图的“人为预设”,知识产品的全球化共享,更是触发市场机制的失灵;而市场与政府边界之模糊,更加剧了知识时代产业政策的纷扰。

在知识经济全球化时代,每一个人冲浪者都在享受着国际自由市场的卓越配给,但是蓦然回首一尊主权货币“海神”随时即可兴风作浪、翻云覆雨,知识的洋流正在脱离市场的方式全球化共享,而技术垄断形成大数据孤岛无形地支配着每一个冲浪者。

事实上,每个人自身的福利,既不能完全交给市场的私权,而不能完全交给政府的公权,私权(垄断权)与公权都可能被滥用,并侵害我们的福利。

经济学家中的天才、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开创了产业组织学。他试图采用公共政策来控制市场失灵,约束市场私权滥用。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吉翁是产业组织理论的追随者。在他看来,用公共政策而不是政府之手来制定和管理产业政策,能够催生创新,可以促进生产率的增加。以公共政策来管理产业政策,可兼顾竞争效率,避免政府和市场双失灵。

耶稣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事实上,只有将“凯撒”与市场,束至于以公共决策之下,才能在阳春白雪中自由博弈,亦能在暗流涌动中灰度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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